“我认为，很多新污染物的毒性普遍较低；大家可能会说既然低，那还管它做什么？其实，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，高毒性化学物质会越来越少，我们就是要在低毒性的化学物质当中找到影响人体健康的关键因素。”5月17日，在第18届POPs论坛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在“新污染物研究的一些基础问题”主题报告中说道。

江桂斌谈到，大约500年以前，瑞士科学家帕拉塞尔苏斯就曾说过，所有的物质都是有毒的，剂量决定其毒性。这两句话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。

“我们几乎找不到没有毒的东西，只是有些化学物质的毒性在降低。如果今天人们还在使用含更多PCBs（多氯联苯）的制品，那证明今天的人类社会退步了，因为PCBs的毒性是非常高的，努力消除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（IARC）把PFOA（全氟辛酸）归为一类致癌物，我也持有不同观点。我觉得PCBs（多氯联苯）、苯并(α)芘、二噁英等都是符合一类致癌物的，但把PFOA列为一类致癌物，从科学上有站不住脚的地方。”江桂斌说。

尽管很多化学物质存在毒性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使用一些低毒性的化学物质。比如，BHA（丁基羟基茴香醚）作为常用的食品添加剂，我们的研究表明3—BHA具有致肥胖作用。很多类似的化学品可能通过食物和饮水进入人体，这意味着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对健康可能存在影响。因此，如何去筛查新污染物，需要科学的标准。

“我认为，不管标准是多少，只要存在，就有效应。在低毒性的情况下，进行不同环境暴露剂量下的效应评估需要技术支持。未来，大量化学品的毒性筛查不会再是拿着一根根试管做生物效应分析，而一定是依据大数据以及自动仪器装置。”江桂斌说。

江桂斌表示，目前已知结构的新污染物只是冰山一角，仍有大量未知结构、未知含量、未知毒性的新污染物，因此，新污染物的研究是一项长期事业。针对未来研究方向，他提出了几点问题与思考：

首先，新污染物研究要有完善的分析方法体系、仪器、标准和规范；其次，要明确新污染物控制的边界在哪里、控什么、怎么控；再次，要提升管理层、学术界与公众对新污染物科学问题的认知；同时，新污染物研究要避免一哄而上，盲目行动；最后，应重视基础研究，保持独立思考，让基础研究真正在我国新污染物管控中起到关键支撑作用。

江桂斌指出，新污染物不会两、三个5年计划就被消除了。只要人类存在一天，污染就会存在，因为我们要使用大量的化学品。未来，还会使用更多的新化学品，实现更多的功能，以满足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。所以新污染物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问题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要解决新污染物的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就要加强基础研究、建立高效准确的研究方法体系，并以此作为管控新污染物的常规手段，确保新污染物上市前经过系统严格的筛选、科学的毒性评估。

“同时，一些国际环境公约的初衷是保护环境与健康，但是许多污染物最终的命运也许取决于诸多因素，我们要客观地看待。尽管斯德哥尔摩公约对POPs的管控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，但是不要将之神化，包括IARC对一类致癌物的划分，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毒性评估体系。最后是新污染物替代品的研究问题，我国的替代品研究较为薄弱，今后要致力于加强这方面研究。”江桂斌说。

环境健康问题未来将是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、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共同问题。促进我国的高质量发展、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，是生态环境保护最根本的目的。“新污染物治理功未必全在当下，利应该着眼千秋。”江桂斌说，“这是一个新的领域，希望再过若干年，我们有更多的共识，在过去20年的基础上有更好的发展。我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，我们要有全球格局，从自身开始，帮助其他的国家做这样的事情。”

以上就是江桂斌院士：加强基础研究，系统解决新污染物问题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