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乐府民歌

导语：民歌发源于古代，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歌谣。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汉乐府民歌介绍，欢迎大家阅读参考！

乐府初设于秦，是当时“少府”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。汉初，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。到了汉武帝时，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，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，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。它搜集整理的诗歌，后世就叫“乐府诗”，或简称“乐府”。它是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而起的一种新诗体。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。

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、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，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。这些诗，原本在民间流传，经由乐府保存下来，汉人叫做“歌诗”，魏晋时始称“乐府”或“汉乐府”。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，亦称“乐府诗”。

“乐府”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。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，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。它搜集整理的诗歌，后世就叫“乐府诗”，或简称“乐府”。它是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而起的一种新诗体。

汉乐府是继《诗经》之后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，不同于《诗经》的是，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。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，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，由杂言渐趋向五言，采用叙事写法，刻画人物细致入微，创造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情节较为完整，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，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，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，其与诗经、楚辞可鼎足而立。

《陌上桑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都是汉乐府民歌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与《木兰诗》合称“乐府双璧”。汉代《孔雀东南飞》、北朝《木兰诗》和唐代韦庄《秦妇吟》并称“乐府三绝”。此外，《长歌行》中的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。

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，《汉书·礼乐志》云：“至武帝定郊祀之礼，……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，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，略论律吕，以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，昏祠至明。”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，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，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。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，得以流传下来。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《安世房中歌》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，还在祭天时演唱，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。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，武帝时，乐府令下设三丞。又据《汉书·礼乐志》 所言，至成帝末年，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，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。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，是乐府的昌盛期。哀帝登基，下诏罢乐府官，大量裁减乐府人员，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，从此以后，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。

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，一个是太予乐署，行政长官是太予令，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，隶属于太常卿。一个是黄门鼓吹署，由承华令掌管， 隶属于少府。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，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至东汉，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，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，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、演唱，因此得以保存。汉乐府分为：

1、郊庙歌辞：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，华丽典雅，没有什么思想内容。如《安世房中歌》十七章(楚音)、《郊祀歌》十九章等。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。

2、鼓吹曲辞：又叫短箫铙歌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。歌辞是后来补写的，内容庞杂。主要是民间创作。

3、相和歌辞：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，歌辞也多是“街陌谣讴”。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，是汉乐府中的精华。

4、杂曲歌辞：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。因无可归类，就自成一类。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 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”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，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，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、爱与恨，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。

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，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 因此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、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。相和歌辞中的《东门行》、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，是来自社会***层的***呼号。有的家里“盎中无斗米储，还视架上无悬衣”，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，走上反抗道路。(《东门行》)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，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;病妇死后，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，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。(《妇病行》)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，尝尽人间辛酸。(《孤儿行》)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，劳作的艰难，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、行动、内心独白，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，感情上遭受的煎熬。 《东门行》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，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、儿女之情，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。《妇病行》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，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、悲哀，也渗透于字里行间。至于《孤儿行》中的孤儿，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，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，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。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，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、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。尤其可贵的是，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，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。

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《鸡鸣》、《相逢行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三诗， 与《东门行》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，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，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。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;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，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。《相逢行》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，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。***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，白玉为堂，堂上置洒， 作使名倡，中庭桂树，华镫煌煌。第二次见到的`是鸳鸳成行，鹤鸣噰噰，两妇织绵，小妇调瑟。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，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：“ 兄弟两三人，中子为侍郎。”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，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。 黄金为门，白玉为堂，是富埒王侯的标志，不是一般的富，而是巨富。侍郎是皇 宫的***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，是皇帝信任的近臣，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。《鸡鸣》和《长安有狭斜行》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， 或云：“兄弟四五人，皆为侍中郎”或云：“大子二千石，中子孝廉郎。小子无官职，衣冠仕洛阳。”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，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;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，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。《相逢行》 和《长安有狭斜行》二诗，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，《鸡鸣》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，以免触犯刑律，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。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，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，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。黄金为门，白玉为堂，到《红楼梦》中演变成贾府的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。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，则被单独划分出去，名为“三妇艳”，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，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，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 的符号。[1]

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，这就形成对比鲜明、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。一边是饥寒交迫，在死亡线上挣扎;一边是奢侈豪华，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。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，一边是妻妾成群，锦衣玉食，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。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，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，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、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。

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。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，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，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，因此，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，都显得大胆泼辣、毫不掩饰。鼓吹曲辞收录的《上邪》系铙歌18篇之一，是女子自誓之词：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 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” 这首诗用语奇警，别开生面。先是指天为誓，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。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、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，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，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，至于五种同时出现， 则更不可能了。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，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、如江河奔腾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。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、热烈，可是，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，中途变心，就会变爱为恨，果断地与他分手，而绝不犹豫徘徊。另一篇铙歌《有所思》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。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，她准备了珍贵的“双珠玳瑁簪，用玉绍缭之”，想要送给对方。听到对方有二心，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，“拉杂摧烧之”，并且“当风扬其灰”，果断地表示：“从今以往，勿复相思。”她爱得热烈，恨得痛切，她的选择是痛苦的，同时又斩钉截铁，义无反顾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。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他们之间只有爱，没有恨。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， 焦母不喜欢兰芝，她不得不回到娘家。刘兄逼她改嫁，太守家又强迫成婚。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，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，最后双双自杀，用以反抗包办婚姻，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，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，恨他们之所恨，倾向是非常鲜明的。

两汉乐府诗还有像《陌上桑》和《羽林郎》这样的诗。在这两篇作品中，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。于是，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、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。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，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，嘲笑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。

汉乐府民歌有哪些

汉乐府民歌有郊庙歌辞、燕射歌辞、鼓吹曲辞等等。

乐府原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。早在秦代，乐府就作为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名称而存在了，汉代后，沿袭秦代体制，也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，它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郊庙、朝会的乐章。

至汉武帝时，音乐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大大扩大了，这是汉武帝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举措，目的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歌曲，用新声改编雅乐。当时乐府的具体职能，一是采集和编写歌词，二是谱写乐曲，三是训练乐工，四是演奏乐歌。

汉代乐府民歌是什么？

汉代乐府民歌，继承发展了先秦民歌的优良传统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真实、全面、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面貌，成为汉代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篇目，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首，接近《诗经》的“国风”数目。可惜，流传下来的总共不过40首。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《宋书·乐志》，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有所增广。他将唐朝以前的乐府诗分成12类：（1）郊庙歌辞；（2）燕射歌辞；（3）鼓吹曲辞；（4）横吹曲辞；（5）相和歌辞；（6）清商曲辞；（7）舞曲歌辞；（8）琴曲歌辞；（9）杂曲歌辞；（10）近代曲辞；（11）杂歌谣辞；（12）新乐府辞。汉代乐府民歌主要存在“相和歌辞”、“鼓吹曲辞”、“杂曲歌辞”之中。相和曲是美妙的民间音乐，大部分产生于东汉。所谓相和，是一种演唱方式，有“丝竹更相和”、“人声相和”寓意。鼓吹曲是汉武帝时吸取北方民族的新声，当时主要用于军乐。其中《铙歌十八曲》是西汉时的作品。杂曲是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，产生年代较晚。郊庙歌辞中的《安世房中歌》最早问世，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。

“汉世街陌谣讴”全是百姓的声音。《鸡鸣》、《相逢行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写当时富人家的奢侈享乐，而百姓“贫民常衣牛马之衣，食犬彘之食”，“卖田宅，鬻子孙以偿债”。《妇病行》写病妇临死托孤，父亲集市讨饭，孤儿啼哭找妈，人间悲剧，目不忍睹。《孤儿行》写孤儿父母死后受兄嫂虐待的痛苦遭遇，可怜可叹。《平陵东》写官吏绑劫人质，勒索钱财，可怜的义公，为凑赎金，倾家荡产，连小牛犊都卖掉了。《东门行》写官逼民反的现实。在无衣无食、没有出路的情况下，不顾妻子的哭劝阻挡，毅然“拔剑东门去”造反了。《战城南》写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士死后无人怜恤的悲惨命运，令人心寒。《十五从军征》写一个老兵死里逃生盼回家与亲人团聚，千辛万苦到家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凉的坟墓。《古歌》唱道：“秋风萧萧愁杀人，出亦愁，入亦愁。座中何人，谁不怀忧？令我白头！胡地多飙风，树木何修修！离家日趋远，衣带日趋缓。心思不能言，肠中车轮转。”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写妻子对远方征夫的思念梦牵魂绕。而《上山采蘼芜》写弃妇无辜被休弃的苦恼。《白头吟》写女人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”的理想。《有所思》是西汉民歌，写一女子本打算送给爱人贵重的礼物，当知道那人变心时，立刻“拉杂摧烧之，摧烧之，当风扬其灰。从今以往，勿复相思，相思与君绝！”《上邪》也是西汉时代的民歌。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！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女主人公追求婚姻爱情大胆泼辣，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，以排比句式，反衬自己意志的坚决。《陌上桑》则写一个美丽机智的罗敷，用夸夫的方式拒绝使君提出的婚配要求。《顺帝末京都童谣》：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。”《桓灵帝时童谣》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黾。”这些民歌民谣，语言犀利，短小精炼，针砭时弊，爱憎分明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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